被譽為“20世紀人類最重大考古發(fā)現(xiàn)之一”的三星堆遺址考古發(fā)掘正如火如荼進行中。國內知名考古學家、南方科技大學社會科學中心講席教授、安陽殷墟考古隊原隊長唐際根一直高度關注并參與三星堆的考古工作,前兩天他剛從三星堆遺址回到廣東。

　　35年前,唐際根作為中國社會科學院四川工作隊的成員,到訪過當時正在發(fā)掘中的三星堆遺址,并在現(xiàn)場進行調研。在唐際根看來,解開三星堆祭祀坑的秘密,需要包括甲骨文在內的關于3000年前古中國的綜合知識�！瓣P于三星堆,我的解讀可能窺破了古蜀國人的秘密,三星堆的秘密是可以被解開的�！碧齐H根告訴記者。

　　35年間持續(xù)調研三星堆　

　　1986年,剛大學畢業(yè)的唐際根來到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工作,隨后作為四川工作隊的成員訪問過三星堆遺址,他還清晰記得當時的情形。1986年,三星堆1號和2號兩個祭祀坑出土了千余件文物,震驚世界。此后35年間,唐際根幾乎每年都會前往三星堆訪問調研。

　　2021年,四川考古學家在1986年發(fā)掘的兩個祭祀坑附近又發(fā)現(xiàn)了另外6個祭祀坑。唐際根認為,8個祭祀坑的年代大致在距今3300年～3000年之間,可能是分批埋入,坑與坑之間是有機聯(lián)系的。實際上,這6個新近揭露的坑中文物,絕大多數在此前已有發(fā)現(xiàn),更像是“重復發(fā)現(xiàn)”�！靶录漓肟拥陌l(fā)掘并未顛覆學術界長期以來對三星堆遺址的年代判斷與性質認定的認知�！碧齐H根說。

　　截至目前,三星堆6個新發(fā)現(xiàn)的祭祀坑中已出土數百件文物。再次來到三星堆,唐際根整天“泡”在發(fā)掘現(xiàn)場舍不得離開。他最大的感受是,不同于20世紀80年代的搶救性發(fā)掘,這一次重啟發(fā)掘有眾多高科技助力:在發(fā)掘現(xiàn)場修建有保護大棚,實驗室“搬”到了考古現(xiàn)場;每一件文物在現(xiàn)場作出判斷之后便給出獨有二維碼,有如文物的“身份證”等。傳統(tǒng)考古方式與現(xiàn)在已不可同日而語。

　　8個坑應稱為“祭祀遺存坑”　

　　唐際根表示,如今學術界圍繞三星堆器物坑,提出了“祭祀坑”“寶器坑”“盟誓坑”“復仇坑”“火葬墓”等多種論述,而多數學者則主張應稱為“祭祀坑”。

　　在唐際根看來,“火葬墓”的說法首先不成立,因為坑中沒有發(fā)現(xiàn)人的遺骸,出土文物一看就不是陪葬品;“盟誓坑”的說法也不通,我國發(fā)現(xiàn)的盟誓坑通常是在玉器上寫上誓言,而埋藏所謂盟書的坑也很淺。三星堆的坑都埋得很深,坑的形狀也不單一,當中的器物更是包括象牙、青銅器、海貝、虎牙等復雜品種。

　　至于“復仇坑”的說法也是牽強附會。唐際根表示,甲骨文里確實有商伐蜀的記錄,但不能因此就說三星堆幾個坑是這段歷史的反映。1號、2號坑里面出土的銅尊雖然表面上看有商朝文物的風格,但這種尊其實與真正的商王朝鑄造的尊不一樣:三星堆的銅尊不僅砂眼明顯,而且多在尊的肩部鑄出“立鳥”。所以,說這些銅尊是古蜀國與商朝打仗時繳獲的“戰(zhàn)利品”是說不通的。

　　此前還有一種說法,三星堆的坑是蜀王杜宇戰(zhàn)勝魚鳧之后,把魚鳧的祭器一把火燒了。唐際根認為,這種說法在此前只有2個坑的情況下尚有一定“合理性”,但現(xiàn)在有8個坑,顯然要另尋答案。

　　在唐際根看來,要看懂三星堆,光懂四川考古還不夠,需要將長江中游的考古資料、商王朝的考古資料結合起來。唐際根認為“祭祀坑”說相對合理,但若以更嚴格的概念表述,應該稱之為“祭祀遺存坑”,因為三星堆發(fā)掘的不只是器物,還有與器物同樣重要的“現(xiàn)象”。例如象牙的燒燎痕跡、銅器的“碎器現(xiàn)象”等。關于8個坑性質的討論,唐際根目前正在寫一篇全面論述的學術文章。

　　8個坑的“位置”或有特殊意義　

　　35年間,唐際根一直在苦苦鉆研三星堆。他告訴記者,三星堆文物不是各自孤立的。從1998年起,唐際根將三星堆出土文物的復制品擺放在自己的辦公室。他長期觀摩,反復摸索推敲,發(fā)現(xiàn)了其中的規(guī)律�！拔矣X得,我可能窺破了祭祀坑背后古蜀國人的秘密�！�

　　他說,如果是祭祀坑的話,坑內出土文物應該是相互關聯(lián)的。可以按照受祭者、祭祀者、祭器、祭法等類別來觀摩這些發(fā)掘品。

　　唐際根介紹,三星堆這8個祭祀坑位于面積達3.5平方千米的三星堆古城南北中軸線的南段,大小略不相同,似乎在此形成特定或專門的區(qū)域,此前有學者稱之為“祭祀區(qū)”;8個坑多數作長方形,部分呈方形。仔細觀察,似有兩兩相配、成對出現(xiàn)、形成特定的空間布局。既然這批坑的年代可確定在商代晚期,其“位置”的意義或可參照商代古城的布局來理解:商代古城南北中軸線南段或為重要位置。以洹北商城為例,洹北商城正是一座商中期古城,與三星堆8個坑的年代相當。此城南北中軸線的南段,分布著該城內規(guī)模最大、規(guī)格最高的建筑基址,即洹北商城1號建筑和2號建筑。研究發(fā)現(xiàn),這兩座建筑很可能是商中期宗廟所在。大量甲骨文證明,商朝人常常對祖先舉行隆重祭祀。唐際根認為,若三星堆器物坑的年代與空間位置與商王朝有類比意義,這批祭祀坑就可以理解為“關于祖靈的國家祭祀遺存”。

　　唐際根進一步分析,參考甲骨文記錄可知,3000年前的祭祀活動應是莊嚴、隆重、復雜的過程。完整的祭祀活動,至少有“受祭者”“祭祀者”“祭器”和“祭法”。因多數鼓目面具體量較大,且其瓦形造型及額、頜部常見的穿孔表明,他們使用時同樣要懸掛在高處。部分鼓目面具的額頭前方還開有方孔,可能原本也用于安插類似流云紋額飾,可見他們代表的也是“受祭者”;縱目面具之所以體量額外巨大,或因為他是蜀國的開國君主“蠶從”,其他受祭者可能是“蠶從”之后的其他蜀王。據甲骨文記錄的商王朝祭祀,除祭祀始祖“成湯”之外,常常也祭祀列祖,學者們習慣稱之為“合祭”。

　　此外,出土的大立人像則是“主祭者”,其服飾莊重,還戴了獸面冠,表情肅穆。還有其他一些帶“動作”的人物形象,如青銅頂尊人像、青銅執(zhí)璋人像、青銅跪坐撫腹人像等,應均為“從祭者”。

　　“祭祀坑并非全是謎團”　

　　唐際根表示,將“受祭者”與“祭祀者”相關聯(lián)的,便是青銅樹。此樹的底座高0.37米,分三個“面”。每個“面”都呈“山”形。樹高3.59米,成長于山頂。長于山巔的大樹,其高度是“山”的近10倍。因而完全有理由相信,制作者要表達的是:這株比大山高近10倍的樹是向天生長,直達天穹的;另有1件小型青銅樹,出土時全器遭焚燒,殘為數截,樹座無存,難以完整復原。但可觀察到此樹的主干之上有三股繩索狀樹枝。其中一樹枝的頂端存有花果。果實上赫然站立著“人面鳥”。這可理解為,“人面鳥”棲落樹頂端花果之上,正在俯瞰人間,甚至在享用供品�！叭嗣骧B填補了青銅樹與縱目面具之間的關聯(lián),再次證明祭祀者與受祭者之間的聯(lián)系是通過青銅樹建立的,而立人像等作為祭祀者,瓦形面具作為受祭者的假設是完全成立的�！�

　　綜合來說,出土器物中有一部分是古人很難獲得的物品,如象牙、海貝、銅尊、玉璋、虎牙等。以四川的地理位置,海貝很可能來自印度洋,或至少屬于“遠程貿易”物品,其珍貴程度可想而知。這些器物的珍稀性,決定了他們具備作為隆重祭祀場合祭品的條件。

　　唐際根告訴記者,大立人像表現(xiàn)的是衣著華麗表情肅穆的主祭人將象牙抱持于胸前;跪坐頂尊人像,表現(xiàn)銅尊被跪坐在高臺上的人高高舉起、頂在頭部;還有跪坐執(zhí)璋人像,玉璋被跪坐之人雙手挾持奉于前方……這些形象,顯示了特定場合人們舉行祭祀的“祭法”。因而唐際根認為,三星堆祭祀坑里的遺物,是一場大型燎祭的結果,焚燒后掩埋,是古蜀國祭祀的一種方式�！叭�星堆祭祀坑的秘密是可以被解開的,不能停留在器物坑層面上,要對它進行定性,并非像有些專家所說全是謎團。”

　　三星堆文化見證“多元一體”　

　　三星堆考古全球矚目,但紛繁蕪雜的消息也讓人眼花繚亂。有人說三星堆之前出土的一些文物與中原文明風格迥異,似乎是來自域外。唐際根認為這種觀點“以偏概全”。他表示,三星堆文化的確受到外來文化的影響,3000年前包括長江、黃河、印度河在內的廣大地域,文化交流是平常之事。三星堆文化受到多個地域的不同文化的影響,但主要的影響來自長江中游和中原地區(qū)。三星堆遺址出土的青銅面具、人像、青銅樹等的確與中原地區(qū)的文化不同,但若將這些高鼻凸眼的人像與希臘、兩河流域以及印度哈拉帕文化中的人形比較,同樣全然不同。事實上,三星堆青銅器的鑄造技術,幾乎完全來自通過長江中游折轉過來的中原商王朝,而技術的背后是制度。唐際根認為,三星堆文化與長江中游青銅文明、中原商文明之間都有著密切的聯(lián)系與交流。他們面對中原文化作出選擇,保留自身傳統(tǒng),吸納先進文明。這便是考古學者常說的“多元一體”。

　　唐際根表示,要科學認識三星堆祭祀坑發(fā)掘的意義。隨著大量青銅器出土,許多人以為這批祭祀坑所代表的青銅文明要追溯到4800年前。殊不知,三星堆祭祀坑是三星堆文化發(fā)展歷程中的短暫階段。其年代相當于距今3300年～3000年間,相當于中原商王朝的中晚期。因而它只是整個三星堆文化較晚時期的“局部”。“所以從青銅文明的發(fā)生時間看,三星堆文化并沒有碾壓傳統(tǒng)的黃河流域的中原文化�！碧齐H根說。

　　當然,三星堆的青銅器也有其獨特之處,比如它有不同的造型,像全世界發(fā)現(xiàn)的年代最早、樹株最高(3.96米)的青銅神樹,國內現(xiàn)存年代最早、最大(2.62米高)的青銅立人像,世界上絕無僅有的青銅縱目面具,這些在國內其他地區(qū)沒有見到過。三星堆青銅器憑借其奇特的造型、龐大的體量,在中華文明的青銅體系里占據重要地位,讓人驚嘆于古蜀國的“豪氣”。

　　在唐際根看來,三星堆考古意義重大,足夠耀眼。首先,三星堆遺址發(fā)掘,見證了古蜀國的存在,見證了在中國長江上游的成都平原上曾經存在著一個發(fā)達的青銅時代古國。這就為古蜀國的存在找到了考古學證據;其次,三星堆文化是中華文明“多元一體”的見證。三星堆遺址發(fā)現(xiàn)有綠松石銅牌飾、玉牙璋、玉戈、蝸旋狀玉器、陶盉等,這些在二里頭遺址中也有發(fā)現(xiàn),這些器物,應是二里頭文化晚期由中原傳入蜀地或者受二里頭文化技術與制度影響之下在四川本地生產的。過去國外都認為古蜀地區(qū)與中原文化是相對封閉,沒有什么關聯(lián)的,但三星堆的發(fā)掘證明,古蜀國的文明是“多元一體”的中華文明綜合體中的重要一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