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張以瑾，北京師范大學教育社會學博士，中國教育報刊社蒲公英評論網主編兼《教育決策參考》主編

　　每個人都應該讀點哲學《40堂哲學公開課》看完了。最近，幾本書同時翻看，斷斷續(xù)續(xù)，進度不一。這本哲學入門書讀起來最輕松，因而最先讀完。譯序中，譯者將這本書稱為“哲學傻瓜書”，因為它的讀者定位不是哲學研究者，而是“對哲學懷有天然興趣的大眾讀者”。非常贊同譯者的觀點，相比于當下常見的科學普及讀物和文化普及讀物，哲學普及讀物難得一見，而本書就是一本填補空白的杰作。作者奈杰爾·沃爾頓是英國開放大學（OU）的高級講師，據(jù)說這位小時候就是個讀書迷，而且涉獵廣泛，連關于捕捉飛蛾和無土栽培的書都拿來讀。我一直認為，一個人自兒時就有的興趣傾向，往往對其后天發(fā)展有著至關重要的影響——只要沒有那么多人打著“愛”或“教育”的幌子橫加阻礙這種興趣的走向。

　　無疑，沃爾頓是一個喜歡新奇事物，而且富于想象的人。關于這本書的寫作意圖，他寫道“：一些人還是被哲學嚇到了，把哲學看做一門令人費解、晦澀難懂的學科，與他們毫無瓜葛。我想表明這種想法是錯的，也有可能寫出一本有關哲學的書，既通俗易懂、令人愉快，又不違背以往大思想家們的精神，不是他們晦澀，不是他們與讀者毫不相干�！边@本書介紹了50多位西方重要思想家的主要思想，從古希臘的蘇格拉底、柏拉圖、亞里士多德，古羅馬的奧古斯丁，到中世紀的波依提烏、阿奎那，到文藝復興和啟蒙運動時期的馬基雅維利、霍布斯、洛克、盧梭，到近代的康德、黑格爾、叔本華，再到現(xiàn)代的羅素、維特根斯坦、羅爾斯等，幾乎梳理了整個西方思想史的發(fā)展脈絡。用三四千字介紹每個大家及其思想，難度猶如螺螄殼里做道場。但是作者做到了，他呈現(xiàn)給讀者的不是令人生畏的哲學概念和玄虛思辨，而是淺顯的語言、有趣的故事，步步深入的觀點。對讀者而言，這其實是一種“邀請”式的閱讀，讓你不知不覺地走進去、讀下來，讀完了才發(fā)現(xiàn)：哦，原來這就是哲學！

　　比如，在關于上帝是否存在的爭論中，凡是聲稱上帝存在的人都免不了面對質疑：既然上帝真的存在，既然他老人家是真善美的化身，那他為什么允許世上存在惡人？這就是經典的“關于惡的難題”（Problem of Evil），奧古斯�。�354—430）在想了大半輩子后提出，上帝的仁慈體現(xiàn)在給了我們自由意志，作為自由的人，我們選擇干好事還是干壞事，上帝就不再管了（當然，他還握有末日審判這個殺手锏）。這個回答并沒有讓全部的人滿意，爭論還在繼續(xù)，但這不妨礙奧古斯丁的思想家地位。哲學未必都這是這么有趣、好懂，但是它確實來源于我們的日常生活，與我們每個人密切相關——如果你有時瞅著自己的面孔覺得陌生，如果你想知道道德是從哪里來的，如果你經常為意識到自己會死亡而焦慮和恐懼……那么，你就已經進入哲學層面的思考了。只不過，有些人比你思考得更深入，更透徹。從本質上說，哲學是關于如何理解人之所以存在的學問。這個問題想得越明白，越有助于你把握個人的主體性，讓你在不如意的大環(huán)境（任何時代的人都會有此感）中，盡可能地為自己爭取自由。我最近一直鼓動校長和教師讀點哲學。因為你可以觀察到，在當下的社會環(huán)境和教育體制下，很多教育問題看上去是“無解”的，比如，我們不斷強調以人為本，但老師和學生越來越被“工具化”；我們不斷強調素質教育，但考試和分數(shù)依然是最高標準；我們不斷喊“減負”，但師生的壓力一直有增無減……

　　過去很窮，教育指望投入，指望設備，指望培訓，指望方法（模式），但現(xiàn)在很多地方已經不缺錢了，設備、培訓和方法也日益更新，而教育依然問題重重。教育本質上是哲學問題。大多數(shù)哲學家都本能地關注教育，甚至本身就是教育者，這根本是因為教育與人的成長密切相關，教育的過程就是在探討和實踐哲學對人的關注和理解。只要站在這個基點上，你就不難發(fā)現(xiàn)，當下教育的深層次問題，一是受制于追求規(guī)模和效率的產業(yè)化思維，二是受制于集權教育體制下的行政思維。我們雖然是在培養(yǎng)人，但脫離了生命本位，本質上是為了其他目標培養(yǎng)人�，F(xiàn)在，有關教育“回歸”（回歸人，回歸人性）的口號喊得很響，很普遍，不知道喊這些口號的人想過沒有：教育里的“人”是什么時候丟掉的？為什么丟掉了？怎樣才能找回來？

　　這些問題不搞明白，這條回歸之路注定充滿坎坷，甚至南轅北轍。所以，我們還是讀點哲學吧，因為哲學能夠幫助我們找回自己，找回教育中的“人”。就從讀《40堂哲學公開課》開始�。ā�40堂哲學公開課》，（英）奈杰爾·沃伯頓著，肖聿譯，新華出版社2012年10月版）

　　在走入混沌點的世界中尋找方向不久前翻了《湍流》，一本講混沌理論的書，看得似懂非懂，但覺得大有深意。后來在書店遇到一本《世界走入混沌點》，自然不能錯過。看這兩本書也并非偶然，為了解決自己的一個困惑。在近兩年的閱讀中，我越來越發(fā)現(xiàn)，科學在追求確定性知識的過程中，遠沒有對世界提供全部的解釋�，F(xiàn)代人用科學思維認識世界，如同手持電筒夜行，手電照亮的地方，就是科學解釋所能覆蓋的范圍，這以外的廣袤黑暗空間，只是不為我們所認知，并非不存在。也就是說，現(xiàn)代人所信賴甚至所信仰的科學，有著根深蒂固的局限性。如果我們將科學理解為人類諸多信仰體系中的一種，那會更符合現(xiàn)實，也更有利于維護人類根本利益。

　　《世界走入混沌點》的作者歐文·拉茲洛是匈牙利的科學哲學家，也是系統(tǒng)理論家和整體理論家，在古典音樂方面據(jù)說也頗有造詣。他從當代人的生活狀態(tài)和思想方式中，預見了全球崩潰的可能性，即人類社會越是走向增長的極限，就越接近一個混沌點，某些既有的趨勢會轉向或者消失，取而代之的是新趨勢。在這個“決定窗口”，任何小小的波動，都可能引發(fā)巨大的連鎖效應。這也意味著突破性的可能依然存在，但其前提是新思想的出現(xiàn)，由此帶來的新的文明形態(tài)。用愛因斯坦的話說，我們不能用制造問題的思維方式，來解決面臨的重大問題。作者認為，這是一個很有挑戰(zhàn)性，但并非不可能的任務，即為文明的轉型找到“積極的方向”。“一個能夠生存下來的新的文明，一定能夠演化出新的文化和意識”，20世紀多數(shù)時間那種“被理性激發(fā)的文明是唯物而功利的，追求財富和權力是它的推動力。要取代它的是以人類發(fā)展以及人類社群以及環(huán)境發(fā)展為中心的文明”。

　　這將是一個自然進化被自覺演化所取代的偉大轉折。人類自覺演化的意識一旦覺醒，其意義“可媲美3萬年前人類自我反思意識的誕生”。對于20世紀的人們而言，盡管經歷了經濟危機、世界性的戰(zhàn)爭、能源短缺以及生態(tài)危機，但“增長”依然被視為一個不會破滅的神話。出于推動文明轉型的需要，作者區(qū)分了“廣泛增長”和“密集增長”兩個概念。前者是沿著地球的表面水平前進，征服越來越多的領土，移殖越來越多的人民，將統(tǒng)治階層的意志強加在越來越多階層的人民身上，從而制造出不永續(xù)發(fā)展，把世界推向混沌狀態(tài)；而后者則聚焦于個人、他們生活的社群與生態(tài)的發(fā)展，產生永續(xù)發(fā)展，把世界帶向一個全新的運作模式。廣泛增長和密集增長的目標和手段都有很大不同。

　　具體而言，廣泛增長有三個目標：征服、殖民和消費。其對應的手段有三個：一是用來使用和改變物質的生產科技，二是產生力量來推動物質轉變的能源產生科技，三是激起人們食欲、創(chuàng)造人工需求和改變消費形態(tài)的宣傳、公關和廣告的技術。密集增長的目標為聯(lián)結、溝通和意識。聯(lián)結是為打破原先的以個人利益為中心的各自為政狀態(tài)，建立一套秩序，創(chuàng)立相互密合的結構，代替原來的任意擴散。在此基礎上，多個層面的溝通又能鞏固并促生新的聯(lián)結。最終，不斷聯(lián)結起來的意識，“會將人們的思考從落伍的自我中心層次，提升到迫切需要的以社群、地球和生態(tài)為中心的層次”。以這樣的增長為先導，現(xiàn)代人就可能實現(xiàn)從理性到“整體”（Holos）的轉型，建構一種整體性的文明形態(tài)，從根本上調整人與自我、人與人、人與社會、人與自然的緊張關系。

　　其中，一項關鍵性事務是實現(xiàn)科學與新文化的匯流，調節(jié)現(xiàn)代人的機械與物質主義心態(tài)，彌合科學和預測未來世界的直覺模式之間的鴻溝。所有這些，正是歐文·拉茲洛創(chuàng)立布達佩斯俱樂部的初衷，以及聚集在這個俱樂部周圍的諸多來自人文藝術領域、商界、民間的創(chuàng)意人士的行動共識。他們的宣言寫道“：本組織致力于推動新的理念，唯有人類改變自我，才能改變世界，而要改變自我，需要洞察力以及真正的創(chuàng)造力�！辈歼_佩斯俱樂部雖然沒有對教育改革提出系統(tǒng)方案，但他們對全球社會弊病和現(xiàn)代文明危機的批判性分析，對未來文明形態(tài)的整體性構思，是任何積極推動教育變革、努力提升教育品質的人不可忽視的。我們無法相信，一個缺乏遠見和深刻批判力，對社會變革無動于衷的人，能夠成為未來教育的領軍人物。

　　我們的例行化生活需要打量，更需要打理每天，我們的眼睛都跟手腳一樣匆忙，等到晚上閉上眼睛的時候，這一天便不存在了。隔天回想起來，也無跡可尋。我們日復一日地忙碌著，以至于成為不可更改的習慣，就是不肯回轉目光打量一下自己在哪里、在做什么、為何這樣做。在很多社會學家看來，這種自我打量很重要。安東尼·吉登斯提出的概念叫“反思性監(jiān)控”，就是說一個人要成為真正自主的人，必須對自己的行動進行持續(xù)的審視和反思。這如同在自己的身后安置一雙眼睛，盯著自己的一舉一動。

　　但很多時候，你會發(fā)現(xiàn)這樣做并不明智，簡直是在跟自己過不去。因為這么一打量，生活就露出了它那例行化的本質。比如，走在下班路上的人，通常腦子想著各種事情或者一路左看看右看看，不知不覺地就進了家門。這種狀態(tài)已經持續(xù)了十多年甚至更久，如果哪天你忽然有興致打量起走在下班路上的自己，只會驚訝生活是如此重復，并在重復中生成了一個越來越難以突破的堅固外殼，你很難認為這就是對的或好的生活。這樣想下去，下班的心情自然好不到哪里去。換個角度看，這種例行化生活對大多數(shù)人是一種很好的保護。

　　總是盯著自己看，總是探詢意義，會造成壓抑和分裂，而且過多的煩擾會消耗人體的能量，這不符合生物本能。即便那些經歷大風大浪的人，或者生活發(fā)生劇烈變動的人，一旦雙腳著地，也會轉而尋求新的例行化生活。斯德哥爾摩綜合癥就是極端的例證。有研究表明，那些被投入納粹集中營的人，在經歷痛苦和絕望之后，都會在潛意識里轉而認同甚至主動配合集中營的規(guī)則和秩序——這并不僅僅是出于策略。

　　例行化生活是平庸的生活，但它能帶來安寧和延續(xù)，這又是一種不可小覷的智慧。這種智慧有著生物化和大眾化特征，也就是說，它不是由某個智者提出的，甚至不被智慧過人的精英人士所認可，但它庇護著所有人，不管你是否認為自己需要。海德格爾寫過一篇哲學隨筆《我為什么住在鄉(xiāng)下》，透過他筆下的自然景觀和鄉(xiāng)間事物，我發(fā)現(xiàn)真正打動這位大哲學家的，正是那種由來已久的，甚至扎根永恒的例行常規(guī)。你看：“嚴冬的深夜里，暴風雪在小屋外肆虐，白雪覆蓋了一切，還有什么時刻比此時此景更適合哲學思考呢？

　　這樣的時候，所有的追問必然會變得更加單純而富有實驗性。這樣的思想產生的成果只能是源始而駿利的。那種把思想訴諸語言的努力，則像高聳的杉樹對抗的風暴一樣�！彼�和那個鄉(xiāng)間老太太的交往，深深感染了我：“農民的記憶有其樸素明確永志不忘的忠實性。前些時候，那里的一位農婦快要去世了。她平日很愛同我聊天，告訴我許多村子里古老的傳說。她的質樸無文的談吐充滿了豐富的想像。她還在使用村里許多年輕人不再熟悉很快就會湮沒的不少古字和習語。去年，我獨自在小屋里接連住過幾個星期。那陣子，這位農婦經常不顧83歲高齡，爬上高坡來看我。照她自己說，她一次次來，不過是想看看我是否還在那兒，或者，是否‘有人’突然把我的小屋洗劫一空。整個彌留之夜，她都在跟家人談話。就在生命最后一刻前一個半鐘頭，她還要人向那個‘教授’致意。這樣的記憶，勝過任何國際性報刊對據(jù)說是我的哲學的聰明的報導。”還有一大段，我也忍不住轉述：

　　“都市社會面臨著墮入一種毀滅性的錯誤的危險。都市人想到農民的世界和存在時，常常有意把他們那種其實非常頑固的炫耀姿態(tài)暫時收斂一番，殊不知這與他們心底里的實情——和農民的生活質量疏遠，聽任他們的存在的一如既往，不越舊軌，對學究們言不由衷的關于‘民風’、‘土地的根基’的長篇大論嗤之以鼻——自相矛盾了。農民可不需要也不想要這種城市派頭的好管閑事。他們所需所想的是對其存在與自主的靜謐生活的聯(lián)系。但是今天許多城里人（比如那些滑雪者）在村子里，在農民家里，行事往往跟他們在城市的娛樂區(qū)‘找樂子’一樣。這種行為一夜之間破壞的東西比幾百年來關于民風民俗的博學炫耀所能破壞的還要多�！痹谟篮愕睦�行常規(guī)面前，大哲學家的貢獻，也只是發(fā)現(xiàn)這本應該為全部人類所敬拜的無形，并轉創(chuàng)為思想和文字，再用自己的聲名傳播了它。

　　那些生活于其中的人們，盡管卑微無名得像草木一樣枯榮，但在這個患有“速度饑渴癥”和“改革強迫癥”的時代，他們的自然從容，他們的平靜適意，都具備感染和啟示我們的深刻內涵。不要以為我在贊頌所有的例行化生活。今天，經過幾個世紀累積疊加的發(fā)展，永恒的例行常規(guī)遭到了巨大破壞，我們失去了對隱藏在自然和宇宙中無形力量的敬拜，失去了對土地的依附，失去了人與人之間無需計算的交往，甚至連享受健康的食物和空氣也成了奢望……這都是需要認真估量的損失。在這種情況下形成的例行化生活，一定是病態(tài)的、不可持續(xù)的，需要我們警惕和反思，并由此開始主體性建設。

　　作為社會學家的安東尼·吉登斯一直認為，社會學專屬于現(xiàn)代社會。這也意味著，他在社會學研究中提出的“反思性監(jiān)控”是專門針對現(xiàn)代人而言的。在海德格爾曾經寄居的村莊，在我們記憶或理想中的鄉(xiāng)村，永恒的例行化依然是一種生活實景，鄉(xiāng)居之人放心地依歸、遵循，無需監(jiān)控和反思這種行為，就可以實現(xiàn)人生的平安幸福以及一代代人的生生不息。我們都曾參與摧毀這種生活。至少，是作為被動員的烏合之眾而加入其中。如今我們已經嘗到了苦果，但該有的普遍覺醒還遠遠沒有到來，大多數(shù)人依然身處是非對錯不分的狂躁中，或者陷入在是非對錯難分的茫然中。這樣的生活一旦例行化為一個堅固的殼，那將是窒息自由與生命的刑具。不是每個人都能意識到這種危險，也不是所有意識到這種危險的人都有行動的勇氣。這需要啟蒙和感召。

　　當“解放”一詞不再激發(fā)革命熱情的時候，它并沒有喪失啟迪每個人改善生活實踐的價值。這既是個人的事業(yè)，也是社會的事業(yè)。現(xiàn)在提倡“社會治理”是好事，但更為關鍵的問題是，在什么樣的人群中可以實行治理，什么樣的人具備參與治理的能力。不具體到個人“自治”，社會治理難免會成為無源之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