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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京生:在行政和教育之間搭建符合教育規(guī)律的橋梁

中廣教育 2010年05月19日 16:15

為教師專業(yè)成長開辟一片沃土

  記者:作為北京市教育的傳統(tǒng)強區(qū),西城區(qū)擁有四中、八中、北師大二附中、實驗中學等名校。我想,這些學校的“名”應該不在于他們的升學率,他們的優(yōu)良教育傳統(tǒng)往往在“狀元”的光環(huán)下被世人忽視了,而這些光環(huán)背后的積淀才是我們教育人應該關注的。請您談談,西城名校的“立名之根”在哪?

  田京生:西城是傳統(tǒng)的教育強區(qū),有一大批名校。近些年來,這些名校逐漸在擺脫升學率的束縛,他們不再“攀比”升學率。

  作為教育行政主管部門,我們一直在強調,升學率是衡量一個學校的重要指標,因為老百姓關注,升學跟他們的生活息息相關,所以,不提升學率是不行的。

  我們主張,在全面發(fā)展、強調個性發(fā)展的基礎上,學校要注重升學率,但堅決不能將此作為對教師“論功行賞”的唯一指標。

  近幾年,教委不再對學校進行升學率的排名,不提供學校之間可以直接對照的成績。不鼓勵學校在升學率上進行攀比,而鼓勵他們在全面育人、辦學特色上下功夫,注重教師在全面育人過程中的作用。

  說到西城學校的立名之根,關鍵是學校在抓什么。第一,在培養(yǎng)目標上,他們更注重學生的長遠發(fā)展,而不是眼前的利益——考上哪個大學或中學。在這一點上,北京四中比較典型。他們強調自己的目標是培養(yǎng)20年后中國的脊梁。四中、八中、師大二附中等學校都對畢業(yè)生進行追蹤調查,隨時追蹤他們的優(yōu)秀學生進入大學和進入社會后的動向,看他們?yōu)樯鐣鞒隽四男┴暙I。第二,學校都注重自己的傳統(tǒng),并發(fā)揮這些優(yōu)秀傳統(tǒng)。西城名校大都有悠久的傳統(tǒng),有不少“百年老!。他們善于利用這些傳統(tǒng)文化激勵教師。第三,注重教師的成長。在京城的教育界,有這樣的說法,“東城的領導,西城的教師,海淀的家長”,概況了北京幾個教育強區(qū)的特點。這說明西城區(qū)的強勢在師資,歷年來出現(xiàn)了很多師德和教學水平都很高的教師代表,如霍懋征、劉景昆、張子鄂和丁榕等優(yōu)秀教師,其實這樣的教師有一大批。

  記者:西城區(qū)為何能擁有這樣一批優(yōu)秀的老師?

  田京生:大家可能都不太清楚,西城區(qū)教師的收入不高,相比較高收入的其他城區(qū),低了很多。在這種情況下,依然有很多老師往西城流動,就是因為老師們認為西城可以為他們的事業(yè)成功打造平臺。

  教委的理念就是為每一位教師打造成功的平臺,給他們鋪設階梯。事實上也是如此,西城區(qū)為老師們的專業(yè)成長開辟了一片沃土,讓他們在事業(yè)上有所成就,有所成功。

  外界不太重視的一些指標,我們自己非常重視,也都非常強。去年,在北京市舉辦的初中教師大賽上,各區(qū)參加人數(shù)都是按照比例出的,因此絕對人數(shù)西城區(qū)比較少,但是獲獎人數(shù)西城區(qū)卻是第一。這個結果讓我們感到很欣慰,甚至比高考大捷還要高興,因為老師是我們可持續(xù)發(fā)展的基礎。同樣,今年北京市基礎教育成果頒獎會,西城區(qū)獲獎成果的數(shù)量和比例都是最高的。

  教師不但是西城區(qū)的優(yōu)勢所在,更是各學校、各名校的立校之本。

  名校長的標志:教育理論+創(chuàng)新意識+實踐+影響力

  記者:一名好校長就是一所好學校,名校往往離不開名校長,二者相輔相成?墒,二者之間還是不能簡單地畫等號。您認為什么樣的校長才能被稱為“名校長”?

  田京生:教育,尤其是基礎教育是需要名校長的,名校長往往代表著區(qū)域教育的最高水平。不過,名校長不等于名校的校長,名校長也可以來自普通校。

  在我們西城區(qū),一些校長有堅實的教育理論,有改革和創(chuàng)新的意識,并且能把這些融入到辦學過程中,使得這所學校在原有的基礎上有非常明顯的特色,影響了一個范圍——至少兩個以上的學校和一個時代——前后有十幾年的時間,并且為大家所接受。這就算是名校長。

  名校的校長不一定是名校長。但是我們更希望在名校產生,因為名校更有優(yōu)勢,更有影響。

  記者:名校長首先要把精力用在教學上,而不是做一個社會活動家,而現(xiàn)在,很多名校長往往更多地扮演后者的角色。

  田京生:很多名校長在社會上有各種各樣的兼職,跟教學的矛盾很大,但也在于校長的把握。

  四中的前任校長邱校長,社會兼職很多,但他給自己規(guī)定,每天10點之前是聽課時間。他要求自己經常了解老師和學生的情況,聽課是最直接的方式和途徑。后來大家也都習慣了,找邱校長就在10點之后。實驗二小的李烈校長也是堅持聽課,并且她一定要評課。她說自己沒有機會上課,評課也就等于上課了,這樣使她能夠對學校的情況了如指掌。師大二附中的曹保義校長,則堅持教一個固定班級,他認為備課就是備學生,也能了解學科的發(fā)展,讓他永遠站在教育前沿。

  記者:您剛才說,名校長往往代表著區(qū)域教育的最高水平,無疑,是教育的一筆寶貴財富。如何讓他們發(fā)揮方向性的引領和輻射帶動作用?

  田京生:西城區(qū)設立了校長辦學思想研討會這樣一種機制,目的是為校長總結辦學經驗,推廣和宣傳他的辦學思想,展示他們學校的風采。思想研討會是一個標志,也是為了總結提升他們的教育理念。

  為了進一步發(fā)揮優(yōu)秀校長的帶動和輻射作用,西城區(qū)從2007年開始成立西城區(qū)校長工作室、校長工作站,正式啟動“牽手工程”。首批建立了馬靜、袁愛俊、曹保義、郝日達、李烈和翟京華校長工作室;同時在西城區(qū)研修學院干訓部建立校長(書記)工作站,聘請12名優(yōu)秀校長和書記作為校長(書記)工作站導師,共同承擔培養(yǎng)西城區(qū)教育系統(tǒng)不同層次校長的任務。

  校長工作室采取講座研討、自主研讀、問題澄清與解決、參與體驗、診斷策劃、行動研究等靈活多樣的培訓方式,通過指導校長引領下的“校長沙龍”、專題講座,為校長提供了與名校長零距離研討的機會,在思想的碰撞中激發(fā)靈感,引發(fā)思考,提高理論水平。自主研讀增大了閱讀量,培養(yǎng)了每天讀書的好習慣,提高了認識水平。參與、體驗指導校長學校的教育科研活動,在活動中感受,在感受中理解,提高了分析問題的能力。

  曹保義校長工作室采取的“三個共同”培訓方式,即共同研讀一本教育管理學的理論書籍,共同參與研究一個科研課題,共同開展高中新課程改革校本課程的開發(fā)與實施,實現(xiàn)了指導校長與帶教校長共同發(fā)展、共同促進的目標,也為培訓方式的創(chuàng)新探索出了一條新的途徑。

  互動型的校際間的聯(lián)動是李烈校長工作室培訓方式的一個創(chuàng)新。同一工作室的校長們定期下校走訪,或研討學校發(fā)展的目標,或診斷學校存在的問題,或參與學校的教育教學活動,使培訓更具有針對性、目的性,不僅加強了與指導校長之間的互動,更增強了帶教校長之間的相互了解、相互學習,營造了共享資源、分享智慧的和諧氛圍,實現(xiàn)了在合作中共贏,在合作中提高,在解惑答疑中提高解決問題的能力。

  教育局長首先是一個教育工作者,要按照教育規(guī)律辦事

  記者:一年前,我寫過一篇文章《教育局長該何去何從》,講的是教育局長的角色定位,有兩種說法,專家型局長或者后勤服務型的局長。您自己怎么定位的?為什么?

  田京生:如果說教育局或者教委是為學校發(fā)展鋪路,做好保障,沒錯,但絕對不是“后勤服務型”的。

  局長或者教委主任,作為一個區(qū)域的教育行政最高長官,首先要站在一個教育工作者的立場上考慮問題,要按照教育規(guī)律辦事。對于我來講,我很多的工作是把各項行政的工作要求和部署如何按照教育規(guī)律貫徹下去,我起到這樣一個橋梁的中間作用——讓政策更明確,路更通暢和扎實。

  教育局長或者教委主任既是一個行政領導,又是一個教育工作者,同時還要有很強的服務意識。如果單純定位為一個教育工作者,有可能就會和其他方面的決策有抵觸。比如說,西城區(qū)是北京市中心城區(qū),又是一個經濟強區(qū),針對這個特點,我提出教育的三項服務功能定位,為人民服務,為區(qū)域經濟發(fā)展服務,為區(qū)域定位服務。不考慮這些,工作做不好。比如,為經濟服務是當前經濟發(fā)展的需要——很多企業(yè)入住西城,首先關注西城的教育,名校,這是吸引人才的一個很重要的方面。我們要為這些企業(yè)做好服務。這是不可回避的問題。

  記者:關于教育行政部門對學校管得太多的呼聲一直不斷,請您談談這方面的情況以及您自己的看法。

  田京生:現(xiàn)在,學校的自主權確實不大,尤其是在如何推進素質教育上,應該加大學校的自主權,比如說對教材的選擇,對教學方法的選擇,對選修課的選擇,等等。

  記者:西城區(qū)那些大名鼎鼎的學校,是不是有更大的自主權?

  田京生:應該說很小,四中這樣的名校也沒有。能夠左右的就是地方課程和校本課程,但這些不納入中高考,所以,學校的改革瓶頸就是考試。很多學校都講初一初二、高一高二搞素質教育,初三高三搞應試教育,因為通不過考試一切都白搭,這也是學校工作的難點。

  記者:您作為教育行政部門的領導,有沒有更積極地推進這項工作?

  田京生:我們區(qū)一級的教育行政部門是宏觀管理的末梢,定位不是制定哪些政策,執(zhí)行層面的職責更大一些。我們在這個問題上權力不大,各種考試的權力都不在我們手里。不過我們可以反映,一直在反映。

  記者:您作為區(qū)域教育行政部門的領導,目前面臨的最大難題是什么?

  田京生:我們面臨的最大難處就是一個矛盾——人民群眾日益增長的對優(yōu)質教育資源的需求,以及我們教育本身還不能滿足這個需求的矛盾。這個矛盾很難解決。這個矛盾在北京市普遍存在,可能西城區(qū)尤為突出。

  由此產生的現(xiàn)象就是“擇校熱”。據(jù)我了解,西城區(qū)擇校熱是最厲害的。擇校壓力很大。

  記者:“擇校熱”已經成為一個普遍的社會問題,老百姓非常不滿。您認為這個問題的癥結在哪里?

  田京生:歸根到底還是發(fā)展不均衡的問題。所以,教育均衡發(fā)展的任務還是很迫切的。

  這種不均衡有客觀的不均衡,也有盲目需求造成的。

  擇校應該是正,F(xiàn)象,孩子、家長選擇教育應該是教育的原則之一,他們有這種權力。但是,現(xiàn)在老百姓對優(yōu)質教育資源的需求,帶有很大的盲目性。搞教育的人都知道,什么教育才是最好?不是都上四中、八中就好了,適合你的才是最好的。但是很多人不這么認為,他們總覺得選擇最好的學校才對得起孩子。

  政策層面的不健全,再加上盲目擇校,就造成了選擇的無序和混亂,從而造成了老百姓的不滿意。

  記者:應該怎樣解決呢?

  目前我們西城區(qū)優(yōu)質的教育資源很多,但是我們不能做到絕對均衡,學校之間必定由于歷史的原因、現(xiàn)實的原因、地域的原因、資金投入的原因等而產生差距!皳裥帷笔菤v史形成的,也不是在短時間內可以改變的。原來我們覺得不均衡是不是學校的設備不行?后來我們給這些學校大量的投入設備還是不行,有師資力量也有歷史傳統(tǒng)的原因。歷史傳承和師資隊伍等這些軟件的內容是不可能在幾年內或者十幾年內解決的。

  我們目前所做的就是要極力縮小校與校之間的差距,來緩解“擇校熱”,讓人民群眾基本滿意。我覺得完全滿意是比較困難的,但是我們會努力去做。

  新課程考驗一線干部教師的勇氣與智慧

  記者:西城區(qū)集中了那么多的優(yōu)質資源,在目前的高中課改方面都有哪些亮點?

  田京生:學校擁有一定的課程管理權是本次課改的亮點,課程建設是新課程改革的重要內容,西城區(qū)在校本課程、綜合實踐活動課程、通用技術課程的實施上取得了喜人的成績。

  課改實施以來,西城區(qū)各校都形成了規(guī)范的課程開發(fā)與管理體制,以及完善的學生選課指導體系。西城區(qū)的校本課程內容多樣,題材廣泛。據(jù)不完全統(tǒng)計,過去兩年中西城區(qū)各校共開設了共有近600門校本課程,涉及到自然科學與人文社會科學的眾多領域,為學生的全面發(fā)展創(chuàng)造了條件。

  我區(qū)師生在研究性學習課程上取得的成績令人驚喜。兩年來,通過自主探究、小組合作和師生互助,學生的自主精神與探究能力得到了充分發(fā)揮,學生也在研究中展現(xiàn)了巨大的創(chuàng)造力與可喜的社會責任感。

  通用技術課是課改中的難點,也是亮點。西城區(qū)教委共投入了1200多萬元,為所有學校配備必修模塊1和2所需的全部設備與儀器,并在教研、師資培訓等方面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2008年秋季開學,各校通用技術課程都順利開課。西城區(qū)還在2009年6月出臺了極具創(chuàng)新性的會考方案,強調動手,淡化筆試,將平時成績納入會考成績,獲得了廣泛的好評。

  記者:提高教育質量,實施新課改,課堂是主陣地,這基本上是基礎教育界的一個共識。在課堂改革方面,西城區(qū)有哪些動態(tài)?

  田京生:課程改革的本質是課堂教學的改革,課堂永遠是教育改革的主陣地。我們始終將課堂教學視為課程改革的主渠道。我們始終以有效教學理論為基礎,以提高課堂教學有效性為目標,以促進教師專業(yè)發(fā)展為抓手,努力實現(xiàn)教師教的方式的轉變和學生學的方式的轉變,實現(xiàn)學生學習生活質量的提高。2007年以來,西城教委聯(lián)合西城教育研修學院對各校進行的常規(guī)教學視導均以“聚焦課堂關注課堂教學有效性”為主題;2008年10月啟動了高中新課程優(yōu)秀課例評選;2009年3月又啟動了“常態(tài)課”的教學視導,歷時三個月,涉及到所有中學,對于檢驗新課程的實施成果,診斷課堂教學中仍然存在的問題,起到了重要的作用,收到了良好的效果。

  記者:作為教育行政部門,西城教委在推動課改方面面臨著哪些問題?

  田京生:在新課程實施不斷走向深入之時,深層次的矛盾與問題會越來越多地顯示出來。

  首先,學校課程自主權不足,學生負擔依然沉重。根據(jù)北京市統(tǒng)一的課程安排,大多數(shù)必修與必選模塊都集中在高一、高二,又加上每周35課時的限制,學校在課程安排上的自主空間較小。對于普遍反映的教學科目多、教材內容難的問題,一味埋怨教師能力低是片面的,F(xiàn)在我們高一學生要學習12門必修課程,還要加上研究性學習和校本課程。高二在會考前要學13門課再加上研究性學習和校本課程。所以,學生在課程上的選擇權與自主權方面,無論時間還是空間都是有限的,而且模塊考試與會考并行,學生的負擔沉重難以避免。

  其次,由于教師對新課程理解的程度有很大差別,決定了一些教師在教學實際中出現(xiàn)了“穿新鞋,走老路”的現(xiàn)象。新課程已經進入第三年,首屆參加課改實驗的學生已進入高三。基于目前的客觀情況,對于學校管理者和教師來說,在高三年級如何保持新課程之“新”,如何保持三年新課程的完整性與連續(xù)性,對于學校管理者與行政管理者都是一個考驗。我們一直在探索一條符合新課程精神的高三復習備考之路。

  第三,由于新課程有很多新的內容和要求,初次接觸不太熟悉,老師備課花費的時間相對比較多。除了學科教學,還有校本課程、研究性學習、綜合素質評價、學分認定等工作,不少教師感覺比較緊張。在實際教學中,課時少與教學內容多的矛盾非常突出,“自主,合作,探究”的課堂模式難以形成常態(tài)。

  記者:面臨這些困難和問題,西城區(qū)又有怎樣的思考和對策?

  田京生:首先我們的態(tài)度一定要積極,確保新課程改革在所有學校都能夠進行。我們提出,能飛的飛,能跑的跑,走不動的我們拉著走。

  其次,教委要為學校搭建平臺。我們以9個示范校為中心成立了9個聯(lián)合體。在這個平臺上,大家互相借鑒好的經驗,資源共享,把所有的問題都拿出來,大家一起來解決。

  第三,作為教育行政部門,我們要全力為一線教師和管理者服務。

  我想,一邊是客觀實際,一邊是歷史使命,如何在現(xiàn)實與理想之間找到平衡,新課程仍然考驗一線干部、教師的勇氣與智慧。

來源:中國教師報  責編:邵波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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