憑借小說《琉璃》獲得第四屆老舍文學獎的京味兒作家薛燕平又出新書了！她的新書叫做《寬街》，這和她的《銅壺》、《琉璃》一起，組成了薛燕平的京味兒三部曲。

　　這三本書的創(chuàng)作時間跨度長達19年。在這本新書問世之時，文藝之聲記者王雪邀請薛燕平一起喝茶，并聊聊這些年，薛燕平寫下的文字和記憶里的北京。

　　記者手記

　　在這個夏天，薛燕平完成了她的小說《寬街》，至此，她的京味兒三部曲就算完成了。和薛燕平的專訪，沒有約到出版社也沒有約在臺里，而是找了一個中國傳統(tǒng)文化主題的書店，二層是個可以喝茶可以閱讀的空間，有些作家聊作品要三杯酒，而和薛燕平的對話，先喝下了三杯茶。老北京人喝茶喝茉莉花，新北京人講究，不一定是茉莉花了，可喝茶的范兒還是要起的，之后進入我們就從這位女作家跨度長達19年的京味兒三部曲說起。

　　王雪：19年的時間很長，但是三部曲完成了還是要回顧一下的。

　　薛燕平：實際上我是想寫一本跨度較大帶有京味兒文學色彩的書。我從2000年開始構(gòu)思《琉璃》。大背景就是改革開放初期，因為那時候北京胡同的生活還是相對完整的，從外地來的、不是北京土生土長的人住在胡同里的并不多，還保持著北京胡同里幾乎全是原住民的情況。書寫成了反響不錯，當時有差不多有兩三個出版社喜歡這本書。

　　我想第一部寫一個離我近的，然后到了《銅壺》就再遠點，寫的是60年代末到60年代初這樣的一個歷史時期。那時候在北京胡同有一個大酒缸文化，胡同里有很多小鋪，然后有店老板會在胡同里放一口既能打酒又能打醬油打醋的大缸，我們叫它大酒缸。酒缸一般都是用木蓋子蓋一半，另一半敞口留給舀子舀酒。一般胡同里大佬爺們兒，就喜歡上那里要點酒，然后去坐在大酒缸那兒，把酒杯放在另一半缸沿上，邊喝邊聊。這就是所謂的大酒缸文化。這是北京胡同文化比較深層次的內(nèi)容，因為不是全部人都對諸如大酒缸一類的文化現(xiàn)象都有所認知。

　　第三部就是最近出的這本《寬街》，又比第二部更久遠，大致是五十年代初，一直到57、58年，到50年代末。我想寫些東西獻給我的母親。我母親生了五個女兒，始終沒有兒子。的由于方方面面的原因，讓他們背負了很多沉重的東西。比如那時候她們幾乎全都是家庭婦女，而且都背負著傳宗接代的“責任”和“義務”。如果說這個家庭生不出孩子來，這個女人是要受到責備的。我年輕的時候還不太理解我母親那一代人精神層面上的東西。但隨著我的年齡慢慢增長，我會以更多的人生的閱歷來體會她們那種痛苦。這種痛苦伴隨著在那個年代中國大部分母親的一生。

　　王雪：之前的《琉璃》和《銅壺》都是以物件為書名，但是寬街是北京一個很著名的地名。如果說是三部曲的話，最后一本不同于前兩本，是用地名來做書名，這里面有什么深意嗎？

　　薛燕平： 寬街離我當時住的地方很近，而且這個名字我覺得寓意更加深刻。它其實是很窄的一條街，其實并不寬�，F(xiàn)在因為修建平安大道的時候給它拓寬了，我小時候就覺得這個街很窄。后來我覺得其實街寬不寬并不重要。我之所以我把它作為我三部曲的最后一部小說的名字，因為我是要獻給我母親的，我認為作為女性，她心靈是更寬廣的，或者說，其實女性確實比男性有更寬廣的胸懷，因為她們要哺育兒女。如果女性沒有更寬廣的胸懷，她是無法承擔這種義務，或者說勝任這項任務的。而且這個街我很熟悉，所有的老北京人一定知道寬街的。寬街，在北京，作為地標性的一條街是太有認知度了。這條街表面上雖然只是一個地名，但是我想賦予它更深的一種含義。

　　王雪：翻讀您的這本書，從一開篇就把一個北京四合院這么一個大雜院的場景就呈現(xiàn)給了大家。在字里行間當中，我們可以讀到一些非常細膩的，把一些哪怕邊邊角角的四合院里的情景都描繪了出來。這種書寫方式給人的直觀感受就是場景感特別強烈。這本書以這樣的鋪陳來寫故事，您是一直以來都是這樣一種風格來寫作，還是這次特別運用了不同的手法？

　　薛燕平：其實我在《琉璃》之前的創(chuàng)作風格是非常不同的。那時候有評論家說過，薛燕平的創(chuàng)作從《琉璃》就進入了一種幾乎是沒有性別的創(chuàng)作狀態(tài)。在此之前確實是一個女人在創(chuàng)作，但《琉璃》以后幾乎我的寫作就失去了性別特征。我是很希望一個作者是沒有性別的，讓讀者是看不出一部作品的作者到底是男性還是女性。所以我從《琉璃》開始，我就用這種場景的描寫，用這種現(xiàn)實生活當中，相對準確的一種地理位置的描寫來帶入虛構(gòu)的一種故事。我想給讀者一種似真似幻的感覺。

　　王雪：我看完覺得好真實。

　　薛燕平：其實看完的讀者都說很真實。前兩天還有一個讀者說，看了以后，因為他就住東城區(qū)，他說我看到你寫的街道，你的寫的房子走向都非常親切。雖然故事肯定是虛構(gòu)的，但我所寫的地理位置可能都是很真實的，我想讓我的人物，只是有我賦予他們的生命色彩，這是我想要效果。進入三部曲以來我一直延續(xù)著這種效果，這是其實是我的一種刻意追求。

　　王雪：您書里，給人物取名都是類似于小蓮、小菊這樣的名字，這其實是些很不北京化的名字，為什么？

　　薛燕平：因為，男主人公他并不是一個土生土長的北京人，他只是因為特殊的這種歷史原因，移居到了北京。他那時候算是北京的新移民，但是他們的孩子已經(jīng)完全融入到了北京文化，但是他本人卻帶有著其他地方文化的特點，又有一些別的見識。這樣的話，他認為應該給他的孩子起一些比較獨特的名字，而不像北京地方上或者胡同里起的大妞、虎妞一類的名字。他有一種文化上的清高，所以他沒有一種很土很接地氣的地方特色。

　　王雪：在我們這個年代可能已經(jīng)不存在孩子性別的問題，甚至有人說我更愿意生女兒，生個男孩太皮，天天操心。那么上一代人，或者說再上一代人，對于孩子性別的問題到執(zhí)著于什么？

　　薛燕平：你們現(xiàn)在是80、90后甚至00后，很張揚自我的一批人。對中國一些類似于重男輕女這種實際上傳統(tǒng)文化里最糟粕的東西并不是特別了解。你們可能會更關注一些優(yōu)美的東西，比如說像茶文化這種，在中國傳統(tǒng)里是最精髓的部分，但有很多其實是很糟糕的。

　　因為中國是一個農(nóng)業(yè)大國，重男輕女很有根基。比如說，從前新帝繼承皇位，包括宗族觀念，姓氏的傳續(xù)，都是以男性為中心。在廣大的農(nóng)村，人們都會認為如果一個對新人生不出男孩，是對于祖先的大不孝。俗話講百善孝為先，一但上升到了孝與不孝的問題，必然是很嚴重的。這種文化就這樣延續(xù)了幾千年。對于生不出男孩的女人，就有了另一種文化糟粕，男人可以再娶二、再娶三、再娶四，直到生出男孩。

　　雖然對于宗族延續(xù)是有利的，但是對廣大的婦女群體，完全就是一種刑法。這些生不出男孩的女人，又要遭到鄰居在背后的議論，甚至是嘲笑、白眼這樣的當面羞辱。所以母親的壓力是很大的。

　　王雪：既然是獻給母親的，一定是也希望她在靈魂上得到一種解脫。所以您在書中是否也有這樣的表達？

　　薛燕平：有的。我記得賀紹俊老師讀完這個書寫過一個評論，他覺得雖然我的筆調(diào)比較很客觀，但是還是處處流露出對于母親深深的情感。比如說，我在寫到書中母親在過中秋節(jié)的時候，從來沒有吃過一塊完整的月餅，都是讓孩子們?nèi)コ�，因為�?jīng)濟條件不好，她老說她不想吃，不喜歡吃。但是孩子們掉地上的月餅，她總是撿起來毫不猶豫吃掉。原來的地可不像咱們現(xiàn)在，充滿了煤灰和塵土。我相信所有像我一樣稍微年長的人看到這個細節(jié)的時候，都不會覺得陌生，因為那就是當時的實際狀況。通過這些情境，我在書中處處流露出對母親的深情。

　　王雪：我想知道您從2000年開始創(chuàng)作到現(xiàn)如今這19年的歷程中，心境是不是也有一定的變化？

　　薛燕平：對。當時寫《琉璃》的時候，我只是想表現(xiàn)改革開放時期相對比較大的時代跨度。因為改革開放剛開始，發(fā)生了很多的事，而且我都是親身經(jīng)歷過。就像改革開放本身、參加第一屆高考、港澳回歸等等。當然我不想正面去寫這些大事件，我只是想表現(xiàn)這些大事件背后的老百姓的生活。因為改革開放對中國來講，對中國人民來講確實是一個非常翻天覆地的變化。直到現(xiàn)在，可以說中國的改革開放確實改變了中國整個的軌跡發(fā)展的軌跡。我是覺得如此巨大的改觀下，對所有我們這一代人是非常震撼的。

　　但是我寫完這個以后，就想沉下來思考一下。所以我就寫北京胡同，把自己的生活再整理，寫出那些稍微深層次的、具有特殊文化意義的人物事件。然后越來越沉，最終呈現(xiàn)到一個家庭上面。

　　王雪：今天跟您聊的很愉快，之前聽說在微博上有寫年輕的朋友與您關于作品有很多互動，對于這些年輕的朋友，新來北京打拼的新北京人，您怎么看？

　　薛燕平：讓我感受很深的是90后00后都成長起來了。無論是來自全國各地的，還是來土生土長的90、00后，看到他們我是非常高興的。因為他們年輕又有文化又有知識，而當他們成長起來去承擔建設新北京的這樣一個很繁重任務時，我作為一個老北京人，要對他們說一聲謝謝。他們在這樣一個國際化大都市里，我希望他們的視野能得到很大程度上的開闊，學到更多的新知識來豐富自己。